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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盛斌:疫情改變國際貿易格局,人工智能成關鍵技術
          發布者:網站管理員 發布時間:2020-07-29

          沖擊衛生體系、引發經濟動蕩、外部需求急劇下降、資本流動逆轉以及大宗商品價格暴跌,都對價值鏈構成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導致的高昂且不斷增加的成本,究竟如何衡量?又將在何種程度上重塑全球供應鏈?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專訪時表示,短期內由于路徑依賴等因素,供應鏈不會出現去中心化趨勢,但中長期看,全球價值鏈與區域價值鏈會出現調整,其中需要多次跨境生產的復雜全球價值鏈貿易所受到的沖擊最大。

          針對新冠肺炎疫情下國際生產中新工業革命的關鍵技術趨勢,盛斌認為,以人工智能和數字經濟為代表的第四次工業革命,將對國際貿易產生重要影響?!霸谛鹿诜窝滓咔榇嬖?,并對實體經濟產生沖擊的情況下,更凸顯了人工智能在未來經濟,特別是在制造業中的重要作用?!?/p>


          南開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盛斌


          “狼來了就不走了”

          第一財經: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引發了重塑全球供應鏈的討論,您認為,這次是真的“狼來了”嗎?其關鍵變量是什么?

          盛斌:近年以來,在文獻中有關全球供應鏈受沖擊的有三個典型案例:第一,2011年日本大地震;第二,同年的泰國洪災;第三,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當時造成了“貿易大崩潰”(trade collapse),沖擊也是非常大的。

          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不太一樣,像你說的“狼來了”,關鍵是狼來了就不走了:此次疫情持續時間較長,而前面那三個例子的沖擊雖然很嚴重,但時間短,且在短時間中可以恢復,有些沖擊還是局部性的,尤其像日本和泰國這樣的例子,企業至少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找到替代供應商。

          此次比較嚴重的是,實體經濟這一關鍵變量受到較大影響,且這種影響是源于供應鏈的斷裂,而不是由金融危機“傳導”到實體經濟,這次反而是因實體經濟受到沖擊后影響到金融領域。另外一個因素就是全局性。局部的問題會影響上下游,現在是各種相互影響交織在一塊,即各方面的供給沖擊、需求沖擊交織在一起。

          另一個關鍵變量就是“人”。前面的案例中所出現的供應鏈沖擊,可能是因設備、基礎設施受到損失,但它們可以重建,產能可以恢復,生產的主體本身沒有受到特別大的沖擊。此次不同,新冠病毒疫情直接沖擊生產的主體“人”,整個經濟生產的價值鏈受到了很大影響。

          第一財經:以全球三大區域價值鏈來說,當區域中心國家受到沖擊時,其影響對供應鏈體系穩定性的傷害也最大。那么,未來是否會發生“去中心化”的現象?

          盛斌:短期不會。全球或區域價值鏈體系對中心國家存在依賴性。中心國家無論從供給還是需求角度來講,對其周邊國家和地區還是有很大影響力的。

          但中長期內,區域價值鏈和全球價值鏈會出現下降趨勢,或者說國內供應鏈的發展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這種外向型的全球或區域價值鏈,這種趨勢可能會發生。

          從數據上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從全球價值鏈的走勢與格局上來講,其實已經出現了這種態勢,已經比之前的高峰期有了較大的回落。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之后,我認為可能會進一步延續這樣的趨勢和格局,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比我們預期的時間還要長的情況下,這種形勢可能會進一步加快。

          從近期的戰略調整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趨勢。一個是從國家層面的價值鏈風險管理上來講,有些國家希望涉及經濟與衛生安全的關鍵產業,能夠回流本國,尤其是包括口罩、呼吸機在內的醫療設備制品等行業,我們已經看到了很多這種政策調整。另外,從微觀與市場層面的反應上來講,很多跨國公司也希望能夠把供應鏈轉到國內或離自己相對更近的地方,因為長途運輸也有很多風險。

          另外,在國外有一些比較極端的判斷和觀點,認為全球化的時代結束了。但我認為,不該這么悲觀:全球化的基本動力和條件還存在,全球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流動性、依存性和一體化過程,但這個進程可能變慢,進入到“慢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在方向上是沒有問題的,但對它的認識要更加全面,而目前我們所經歷的貿易摩擦和疫情沖擊這兩件事情,都會對全球化的進程及其政策有一定的修正。

          復雜GVC生產受沖擊更為嚴重

          第一財經:您在論文中提到,短期內復雜全球價值鏈(GVC)的生產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比簡單GVC更為嚴重。這給我們帶來什么啟示?

          盛斌:GVC貿易分為簡單GVC和復雜GVC。從生產角度講,簡單GVC是在中間品輸入進口國后,被當地用于生產的中間投入品,在貿易上體現為一次性跨境出口或進口。舉例而言,勞動密集型或資本密集型產品(如紡織品、鋼鐵、化工品)這些都屬于簡單GVC。

          復雜GVC指的是,一國出口到其他國家的中間品用來生產新的中間品,然后又返回了出口國,或者又出口到第三國,在貿易上體現為兩次及以上跨境出口或進口。復雜GVC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手機等電子產品,以及汽車、飛機等制造業。

          新冠肺炎疫情為什么對復雜GVC影響大呢?就是因為它是多國生產,要多次跨境。在此種情況下,由于疫情所造成的延誤和障礙更容易造成供應鏈中斷或破裂,而且所產生的成本增加的效應會被放大?,F在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屬于復雜GVC的行業,從跨國公司的預期利潤、對外投資流動以及貿易數據上來看,受到的影響和沖擊其實也是最大的。

          因此,復雜GVC在價值鏈重構方面的國內替代性發展,有可能就被作為一個重點了。

          第一財經:在多次跨境的GVC這方面,中國在全球占的比重是多少?

          盛斌:2017年的簡單GVC和復雜GVC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分別是7.3%和5.5%。中國相應的比例是4.9%和3.3%。

          中國近十年來在價值鏈的上移,有上升趨勢,但總體來講幅度不是很大。這主要取決于創新能力。微笑曲線兩端的攀升速度,還是受國內創新能力和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影響。另外,中國作為大國,產業范疇也廣闊,不會將資源與人力都集中在高端產業上。相反,小的國家的全球價值鏈位置會上升較快,因為它必須將資源集中于最具有比較優勢的生產或服務,從而形成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專業化優勢。

          第一財經:疫情中,各方應當如何盡可能抵消生產中的“牛鞭效應”?

          盛斌:“牛鞭效應”是一個管理學概念,即處于價值鏈上游的供應商往往維持比其下游廠商更高的庫存水平,因此疫情所導致的下游需求萎縮,將通過乘數效應放大到上游供給,從而導致更嚴重的混亂與波動。因而這種國際貿易的影響,會產生連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在經濟形勢好的時候,國際貿易的增長量都要大于全球產出量。但經濟形勢惡化時,全球貿易的萎縮量也會超過產出下降的量。

          這種影響從現實當中不會消除,但可以通過一些方法來減緩。主要方式是上下游廠商要進一步增強信息共享,也包括要增強對產出的預測,即你到底需要生產多少?由下游生產多少來預測決定提供多少上游產品,預測越準確,這種“牛鞭效應”帶來的波動性就越低。

          但是完全做到零庫存不容易。雖然很多跨國公司崇尚“準時制”生產(just in time)或“精益化”生產(lean-in supply)理念,但想真正做到零庫存,消除系統中這種冗余的目標并不容易。

          疫情改變國際貿易格局,人工智能成為關鍵技術

          第一財經:新工業革命和可持續發展等挑戰,已經推動國際生產體系走向一個拐點,比如跨境投資停滯不前、貿易增長乏力、全球價值鏈增長放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似乎加劇了這一轉變。您認為未來影響國際生產的新工業革命關鍵技術是什么?

          盛斌:最重要的關鍵技術就是人工智能,圍繞著人工智能,混合使用了很多新技術,包括新一代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以及3D打印技術等。

          在疫情存在并對實體經濟和人產生直接沖擊的情況下,人工智能在未來經濟中特別是在制造業中的重要作用得到突顯。

          同樣,在國際貿易領域,最重要的變化就是數字貿易(digital trade)。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貿易,首先是一個數字產品,最典型的包括軟件、游戲、視頻、音像以及搜尋網絡等,還有一些是通過數字化完成的服務類活動,包括線上教學、直播等。再就是必須依靠數字化傳輸,直接將產品由生產方提供給消費者。狹義上的數字貿易現在在全球占的比例還不是很高,但如果加上以電子商務方式交易的傳統貨物貿易的話,比例是相當高的。

          我想這是未來國際貿易發生的一個很大變化。此次在疫情中可以看到,雖然一般性的貨物貿易量在持續走低,且產能和運輸都受到很大沖擊,但數字貿易總體上保持了較好的發展勢頭。同時,跨境服務貿易的發展,不需要人員流動,也不需要人和人接觸,許多可以通過線上解決。對于緩解疫情對實體經濟的沖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當然需要思考和關注的是,從馬克思“異化”的觀點或凱恩斯“技術性失業”的觀點上來講,技術越進步越替代與排斥勞動力,那以后人都干什么去呢?答案是服務業。服務業像一個大蓄水池一樣,不斷有新服務需求,也會不斷創造出新的服務類型和方式,可以吸納大量就業。


          來源:第一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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